【0972 韦爵爷技惊四座】 (2 / 9)
        大家都想听韦宝会怎么回答。

        韦宝却假装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懵里懵懂的站着，有点傻萌。

        反正顾秉谦已经都揽过去了，韦宝现在不用当出头鸟。

        朱由校忍不住问道：“韦爱卿，你觉得首辅说的事情怎么样？你能回答朕刚才的疑问吗？”

        韦宝当即回答道：“陛下，微臣十分赞赏首辅大人的方略，海禁并不是我大明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部，单就其本身而言，是军事上的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厉行海禁的时期恰好都是海防压力大的时点，比如明初，反对太祖爷的海上势力以及嘉靖中期的倭寇之乱，这从兵部的海禁条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强调处以极刑的大罪包括禁止将**通贩下海、擅造双桅以上大船出海以及泄漏军机等军事相关内容。而在沿海武备，因为国力衰退或海防压力较小而废弛的时候，这项条令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微臣举个例子，弘治年间有广东军民造违制大船通番下海被抓，这个本来必死无疑的大罪竟然被地方官府解读为“只要造船的和出海通番的首犯不是同一人就可以免死”。而且得到监察御史和皇帝的认可，最后仅发配广西充军，成为该时期违反海禁的量刑判例。我大明朝朝贡贸易的实质是官方垄断贸易，外国商人只能以贡使的身份入境贸易，且不得随意接触本国平民，市舶司对外商的货物有优先处置权，其次才是交由牙行经营，以更高的市价承令普通大众“博买”。在这个过程中，朝廷获利甚丰，但对于外国商使的招待费用以及路费却要地方政府一起分担，这对中央和地方在海外贸易的利得分配上来说是极不平衡的。另一方面，丰厚的朝贡回赐物本身的确有外交宣传上的含义，但也是在明初下西洋以低廉价格从**收购各色番货，然后控制市场价格甚至按市价“折俸”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朝廷来说仍然是稳赚不赔。这种模式实际上形成皇室一家对官僚阶层、地方政府乃至普通老百姓，自然无法维持长久。英宗在即位之初即将“下西洋”作为前朝第一弊政而革除。垄断贸易的松动不是皇室不赚钱，也不是皇室不想主导海外贸易，而是在与官僚阶层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官方垄断贸易不是大明一家，在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王室对海贸都曾出现过的常态思路，比如葡萄牙王国曾经严禁普通商人前往几内亚，违者死罪，奥斯曼帝国禁止黎凡特-埃及的商人私自参与红海与波斯湾的贸易，暹罗的大城王朝甚至完全禁绝本国平民百姓出海，海外贸易分别交给回来我大明朝的商人垄断。各国垄断海外贸易的手段尽管程度各异，但最终也都经过了中央控制力下降而私有经济抬头的过程。”

        韦宝的话，信息量很大，别说皇帝，就是内阁几位平时知识面比较广博，接触面比较广的大臣都听不太懂。

        魏忠贤和客巴巴，以及一帮太监们更是懵里懵懂。

        韦宝接着道：“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官方的对外贸易却是一直没停止的。大背景有两点。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有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有就是太祖爷奠定的农业社会的强大的惯性，太祖爷在明朝开国初的种种政策法规，太祖爷的治国理想可归纳起来就是，在太祖爷的治国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这是太祖爷在他写的《“男耕女织”的理想国》中曾经具体阐述过的想法。具体原因有，明初防患倭寇、陈友谅等反对武装势力。之后主要是为了防患倭寇。但是大致从中期开始民间违法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原因主要是政治**，国家控制力下降；社会风气大变，从纯朴转为奢华；从轻商到重商，士农工商都开始趋向于参与商业活动；嘉靖后期倭乱基本消失；嘉靖之后的隆庆帝开放月港。民间对外贸易更加兴盛。主导力量是谁？君权强大时皇帝主导。但越到后来政治**，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我大明朝不是看不到海贸的利润，只是怕掌控不了，只要能掌控好，能赚取足矣支付边军军饷的银子，还能控制好水师，何乐而不为。”

        “关键谁能保证前朝控制不好，到了我们手里就能控制好呢？”天启皇帝朱由校又提出了问题的核心，非常的精准。

        韦宝微微一笑，他早就知道皇帝会这么问。

        16-18世纪的明清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繁盛。

        中国商人将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从其生产地送到巴达维亚、马尼拉、澳门、广州等贸易聚集地，欧洲商人则到这些贸易聚集地将商品买走，再转卖欧洲市场。

        因此，可以说16-18世纪的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联接了中国的供给与欧洲的需求，同时中国海商也从欧洲人手中挣回了大量的白银。

        这些白银基本上是欧洲人从美洲殖民地开采的。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更多完整内容阅读登陆

《墨缘文学网，https://wap.mywenxu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