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韦宝见聪古伦】 (4 / 9)
        韦宝在皇帝亲自发了圣旨，让各地摊派军饷的当日，交了六百万两纹银给内帑。

        这件事情，韦宝交六百万两纹银的事情，再次引爆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

        晚明党争之烈和宋末新旧党争是不相伯仲的，所谓“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多，民害愈深，封疆愈危”。

        历史悲剧，再度轮回。颇堪玩味的是，晚明党争的主场，并非在“朝”，而在“野”。

        也就是说，明代党争的一大特征，在于政争各方，利用民间舆论或主导群众运动，开始占据从言论到行动上的主动态。

        从万历朝开始，大量职官空缺，三代皇帝的的“罢工”导致政府高度“不作为”。

        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例，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缺知府25名。

        这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按照正常编制，两京六部应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缺官”的朝廷，万马齐喑，而意见领袖，潜伏民间。

        这主要源于，晚明士人阶层的崛起，历史性地开创了“草野议政”的政党雏形。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为士人阶层参政议政提供了助力，也直接开启了晚明昙花一现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这两股力量的滋生、纠缠和结合，是晚明除了流民、建夷、阉党之外，一处需要被高亮的标签。

        解释这个判断之前，必须先厘清三个概念：官绅、士人和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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