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汴京的客人(8) (2 / 4)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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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汴京的客人(8) (2 / 4)
        李彬苦笑道:“那又如何?虽说乾元之前国子监当中每年都设算学试,毕竟是偏门左道之学,士子们通读一下九章中涉及国计民生的章篇倒也罢了,此道虽孤,于世道人心并无坏处。然则若是入了迷,走火入魔便不好了。儒士们天天都去和细绣棍打交道,社稷黎庶也好,天下苍生也罢,又能依靠谁呢?”

        李文革深吸了一口气,极度认真几乎一字一句地强调道:“算学乃是一切经济之道的根基,无论是国计民生还是军国机务,究其根本都离不开精深的算学功底。士人不通算学,就算做了官操守再好。也难免会受胥吏蒙蔽,将军不通算学,便不会测山坡高度,不会量河流深浅。不会做地图,不懂统筹不擅调度。更何况,木匠铁匠们都是实用算学的高手,其目测及绘图水准远在普通人之上。若是没有了算学,床榻、几案、席凳、箱笼这些家具便不会有,便是军队用的弓箭弩机,也都不会有。可以说,算学虽然不如孔学那般于世道人心颇多建树,然则对于国之大事和民生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说,算学,乃诸学之祖……”

        他说的危言耸听,举的例子却都颇为实在,李彬仔细想来确实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五代十国纲常混乱,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夸夸其谈地不尚实际之学,仁义道德孝廉耻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这些都是令这个时代的文人们极度痛心的事情。相比之下,李文革这样尊重文化尊重儒学的军阀在这个时代简直是凤毛麟角,至于说他在尊重儒学的同时连算筹学一并尊重了,李彬倒也并不觉得有多么难以接受。毕竟在这个时代儒家地道统观还没有经历理学的涤精洗髓,中晚唐古文运动的务实风格所造就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还在影响着经学礼教的展。这时的儒家传人们,注重学以致用远过于注重教条规范。

        这是一个没有宋儒的时代,士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没有生天翻地覆地剧变。

        这是一个清廉而恪尽职守的冯道为整个士林所敬仰膜拜的时代,而不是那个四姓家奴冯道被从道德节操角度非议以至于被人拿去和自残的妇人相提并论地时代。这时候《旧唐书》刚刚成书不过五年,在这部书中,既没有所谓的“忠义传”也没有所谓的“奸臣传”和“佞臣传”,这是李文革那个时代所看到的所谓二十四史当中最后一部不以忠奸贤佞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地史书。之后的史书无一例外地开始沿用忠奸二元分类法。于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忠臣”和“奸臣”的对立。

        在李文革那个时代,有很多读史的老鸟因为这个原因对宋儒极度不满。

        好在李文革穿越的时间早上了那么几十年,忠君

        好思想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社会的主流。

        因此李彬能够认同他关于算筹学的说法,他也并不觉得很意外。

        “……精通历学算学,知晓天文星象之变化的人,在延州便有。只是恐怕你不敢用……就算你敢用,此人只怕也不肯出山……麻烦不小啊……”李彬喃喃道。

        李文革顿时来了精神:“真的?”

        李彬笑了笑:“这有何奇怪处?才智之士四海皆存,只不过看治人能否善加使用罢了……”

        李文革像孩子一样摇着李彬的胳膊连声道:“此人是谁?现在哪里?”

        李彬微笑着道:“此人姓叶,名其雨,字启眠,乃是京兆武功县人,其祖上世居武功,曾经拜在大唐高僧一行禅师座下修习天文历法算筹之学。此人家学渊源。自身更是个算痴,精研算学竟至入迷。六年前契丹军下开封,敌酋耶律德光窃据帝号,在汴京建国号曰辽,当时后晋满朝文武具被裹挟,臣事德光。而汴梁的司天监太史令死于乱兵之中,天司无主,此人闻之此事,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自长安星夜前往汴梁。自荐于辽太宗驾前,德光遂命其为太史令……”

        李文革大为吃惊,原来李彬介绍的这位又是一位地地道道地汉奸,难怪他会有自己未必敢用之语。如果说耶律德光同志建国的时候冯道等人是身不由己为保性命不得不与之虚与委蛇的话,那么这位叶其雨先生可是地地道道的卖身投靠了,没有任何借口可找。也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可以用来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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