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天津教案（1） (2 / 3)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jiān诱fù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二年，朝廷设立总署衙门，开始正式展开和洋人的交往，由恭王出面所订的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一力推行新政，仰仗洋人之处甚多，也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

        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恺自尔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

        胡林翼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文祥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jī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胡林翼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胡林翼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胡林翼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上一年的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胡林翼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芝督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大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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