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故事（上） (2 / 6)
        我成了那个新生代的孩子们逐渐成为新一代的话题的时候，少有的受到长辈们推崇的“好孩子”，我的一切生活习惯都很规范，我不挑食，我不会逃避刷牙，我绝对规律的锻炼而不是整天坐在电脑面前，我的成绩名列前茅。

        在升入大学以前，我想我简直就是“好孩子”和“懂事”的代名词。

        当然，我并没有也不敢和任何人说起驱使着我拼命向上的原因。

        当我升入大学之后，随着我的成长，这种在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很傻”的驱动力开始被我逐渐忘却，我开始变得“正常”起来，有了些很正常的爱好，比如说交女朋友，打篮球，游戏，等等。

        我花费时间最多的大概就是在网络上，或者该说在网络之中，和所有最初接触网络的人一样，我并没有选择隐藏自己，而是将自身和网络中的自身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却又极其抗拒暴露现实生活中的身份。

        但是我很快撞到了墙上。

        哪怕在那个时间点的接近15年前，美国的科学家就已经解读了神经活性，从而让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讨论起“感官网络接入”的我们，也依然不得不面对一堵墙壁。

        长久以来，将社会当成一个不断被注水的大水池子来对待的管制体系，对于越来越难以调配的社会压力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把本来有节制的放水的塞子一下子拔掉了；

        网络最初就成了那个下水道，而到了我的大学年代的时候，最初被迫在网络这个下水道里宣泄压力的人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并且开始影响上面的世界，所以自然，最初的下水道也开始被管理起来。

        我们经历了最困惑的时间，那是个网络中最后不会和当时的现实利益重叠的一点正在被重叠的时代。

        那个点，叫思想。

        当然，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种全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的管制和监控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学的生活平淡无比却又很刺激，很激昂高调也很低俗下贱，我们心虚又自豪的接受着高等教育却也自卑而揣测的等待着之后低等的对待，哪怕是当时还算是“名校”学生的我和我的室友也在很多时候一边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们是名校生”的同时又不得不在暗地里担心。

        大学的生活就在这种矛盾之中走完，我拒绝了继续进修，畅快的喝了散伙酒之后，被一个司机连目的地都没问就直接拉到了车站，结果到了车站当时哭的一塌糊涂的我才发现我到了车站，而我应该去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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