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武举 (5 / 10)
        文武合一，为官者“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然而实际上明朝重文轻武的现象却十分严重。

        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樟在建立大明帝国的同时即下诏，令设文、武科取士，以“广求天下之贤洪武四年“歹门，文举如期开科，取中吴伯宗等内名进士。而武举却一直杳无音信，其中原委不言自明。

        当初，朱元璋之流在马背上夺得天下，自然不希望再出一个什么马元璋、牛元璋之辈，而立国之初的诏令，不过是笼络人心，掩人耳目罢以，洪武二十年“强，当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时，朱元樟一反常态，严词斥礼部“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

        明成祖朱猪同样靠马背上的功夫。从自己侄子手中篡夺了大明江山。但他太过敏感，以致大权网握便以“徒有其名而无实效”取柿了建文帝在京卫设立的武学。直到英宗即位诏告“天下卫所皆立学。”正统六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开设京卫武学”并决定在两京各办一所。“武学”始开禁，而武举之立一直等到了天顺八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

        这年一月，英宗病逝，其长子朱见深登基，是为宪宗。宪宗无法忘记自己两岁时父皇被蒙古瓦刺掳去的耻辱，无法忘记“土木之变”明军惨遭覆灭的历史。这时的大明帝国，早已不见洪武、永乐朝的威风八面，也没有了“仁宣盛世的四野承平。但见盗贼蜂起，边患频仍。而这一切都是“武”运不盛造成的。

        于是，户部郎中庞胜上书慷慨陈言：“文武并用，古今通义，国家之于文，三年一大比，而武举独未行。今天下之大，岂乏人才，但拘于世袭，限于资格，虽有异才无由自见，乞敕在京大臣、在外方面各举谙晓韬略、或明习战阵、或长于骑射、或臂力过人、或有克敌应变之才、或有守土安边之策，具名闻小会官考试，庶武备不驻而真才出矣。”

        太仆寺少卿李侃也大声疾呼：“武举之科不可不设”。此时宪宗还算开明，即个伊始，便于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天顺八年也就成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诚如《春明梦余录》所言：“明初“饬武之道，惟重世官；养才之方，惟练应袭。故令官舍随营操备，无所谓武举也。天顺八年，始开武举”弘治、正德年间形成定制。先在武举法公布的前一个月天顺八年九月，太仆寺少卿李侃在疾呼“武举之科不可不设”的同时。就曾言道：“乞敕天下各举通晓兵法，武艺绝伦者一人，礼送至京。与两京武臣子弟通试。于文武群臣内举通兵法武艺者为考试官，揭榜、赐宴亦如文场之制，然后进大廷以奉大对身品第有差，如此则人皆争先效用，豪杰由此而进矣。”

        其次是成化十四年，当时权倾一时的太监汪直为给自己捞名誉。请开武举乡、会、殿试悉如文举。没想到正因为此言出自太监汪直之口。一班文武重臣皆以为耻。兵部尚书余子俊不得已草拟了一个武举科条，且像模像样地详细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的日期，但最终还是让汪直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内阁以皇帝的口吻“票拟”：“武举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养数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学等官具奏起送。”武举乡、会、殿试遂被搁置。

        弘治十五年八月，南京户部右侍郎郑纪上疏，请三年一试，再次提出殿试问题，并作了细致描述：“请于内院设教场，圣驾亲临御幄，文武大臣分侍，先试以弓马，次及阵势。拔三人为一甲如此“则人人自奋，将才不必举荐而可得矣”。对郑侍郎之疏，兵部大县不以为然，冷冰冰地回道：“武举已有举行之典，亦足以激励人心，不必轻易纷更武举殿试再次流产。

        仅隔两年，即弘治十七年。兵部尚书刘大夏上奏，建议改武举六年一试为三年一试。他还进一步提出改变武举的规格：“兹当武举再开之时，欲仿唐、宋故事，参酌会、殿二试事例，少加损益。每遇文举乡试之年，将武举豫期行移两京。各省有讲究韬略精通武艺者，许赴所在官司投报，礼送兵部。请于次年开科，初较骑射，二较步射，三试策论，优者列职论官以示崇异尚书毕竟是高人，如此变通，皇帝当然满意，遂改定三年一试，虽不行殿试，却也出榜赐宴。

        正德三年兵部制定武举条格时。将刘大夏的合理部分更加细化。规定：“会试完毕，将有事于场屋官员及中式之人，樟其姓名，录其弓马、策论之优者为《武举录》进虽仍张榜兵部门外。次日引允。预事官俱孙中府。用乐宴“并请命内阁重臣人辛宴职吓，该营备鼓乐，职方司二员送武举第一人归第。”

        如此这般，方满足了武官和武举子们的虚荣之心，殿试之说却因此沉寂了百余年。由此可见，考个武举多么的不容易。

        此次武举考试在兵部举行，沐连鱼陪着李如松来到兵部，见门外稀稀落落的不过百八十人不由皱起了眉头，要知道单单江南乡试就足足有两万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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