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十 (2 / 2)
        主持人要求大家发言，并启发大家说：“这是不是在搞阶级报复？”。

        我解释说，同两位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师接触，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

        主持人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最终想采取什么手段迫害出身好的同志？”。

        在座的听了面面相觑，我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又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可笑。

        整个上午，主持人和我们学校那位老师不断向我追问，解剖我的阶级立场，而我则不断地如实交待。其他与会人员偶尔应付一、两句，催我“快说，快说！”

        下午，会议继续在原地召开。

        会前，主持人命令我离开会议室。约过了十来分钟，我才听到有人来喊我。

        我坍塌不安地走进会议室。主持人见我坐定以后就宣布继续开会。

        首先向我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接着叫我交待“怎样策划迫害出身好的同志？”

        下午的会议，再不是主持人唱独角戏了，发言的人开始踊跃起来，一个接着一个。由于平时大家彼此之间不甚了解，被揭发出来的问题，只能是靠分析、推理。整个下午，绝大部分的发言都在追查我的动机和手段。

        终于挨到了食堂开晚饭的时间，主持人责令我，晚上回到旅社，继续写书面检查。我知道我的“关”还没过过去，但不会再在会上接受“揭发、批判”了，因为后面还有二十几个校长没被检查，哪来那么多的时间？

        几天的会议结束了，主持人作总结。

        总结会上，他振振有词：”还有不少学校负责人，蒙混过关，问题没交待彻底，责令你们回去以后继续深入反省。“

        这次会议以后，我不但不能轻装上阵，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终日等待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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