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推倒皇后很刺激 (3 / 5)
        根据历史记载，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总体而言还算不错。

        北方，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地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事实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厦将倾才完全倒向满人。

        四川的白杆兵为了保卫中央政权更是尽心尽力。按道理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秆兵”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后金军对辽东等地烧杀抢掠也没碍着远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么事。然而归化苗人女宣抚司秦良玉以“国家有难，理当挺身而出”为由，派遣兄长秦邦屏率3000“白杆兵”勇赴辽东战场。天启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余“白杆兵”在浑河边上战死，由此获得了“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的褒誉。得到兄长战死的消息后，秦良玉不仅没有胆怯退缩，反而毫不犹豫亲率第二批“白杆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镇守山海关时，在她守关期间，后金军未能逾山海关一步。

        当然，明朝中央与地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倒也没有达到如胶似漆的程度。整个明朝期间，少数民族叛乱骚扰的事情不曾断绝。但考虑到封建社会中汉族农民起义造反也屡见不鲜，仅《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一朝的农民起义就达一百八十余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数民族偶尔的叛乱暴动也完全属于正常范畴。

        明朝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不严苛——相反，很多时候明朝中央对少数民族比汉人明显更优待一些。只不过，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员来执行。拿西南一带来说，那里太过穷乡僻壤，没有一点儿油水还事多任繁，官员们都不愿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当政的时候还好，除非有着强烈自杀倾向并且毫不在意家人妻子遭受残酷牵连，否则官员们绝不敢违背那个杀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后期，皇帝要么更加尊重官员，要么不理政事将权力交给内阁和太监，结果有些官员为了不去边远地方当官竟然以辞官相威胁。这样一来，许多州县衙门里就没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员求名无望，只能一门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总是上下其手，无事生非地敲榨苗瑶百姓。苗瑶等少数民族在**之时，往往会选择反叛。

        朱棣揉揉太阳穴，想了想，缓缓说道：“太祖皇帝曾经告诫过韩观‘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不过，祖制也规定应该对那些夷狄威德兼施。如果禁止以强大的武力来达到威摄和剿灭的目的，那么威德兼施也就谈不上了。更何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什么时候应该怀柔什么时候应该施威，在当地的韩观最为清楚。罢了，解缙。”

        “臣在。”

        “你来拟旨。”

        “遵旨。”

        “览奏喜甚，所谓汉书下酒，朕竟为浮一大白！卿如此用心办差，可谓不负朕恩。卿此次处理理定诸县山贼一案，详虑而谋远，遵命而机断，身入险地大获全胜，剪恶逆于须臾，朕心不胜喜悦，卿实乃朝廷一佳臣也。即着尔派人监押首凶解京严惩。所有有功人员报部记名议叙。”

        一会儿之后，解缙将写好的圣旨交给朱棣。朱棣草草扫了一眼，顺手拿过黄俨递过来的玉玺盖了印，然后又说：“你再拟一道密旨。”

        “爱卿平定民乱无需王都忧心，然血腥太甚，伤的终究是我大明的国体，无益于蓄积国力。剿抚相辅更宜，可竞全功。”

        官员们根据这段日子的接触，觉得朱棣是一个比较容易伺候的皇帝。可是今天听到大捷的消息，朱棣所下的明旨倒没什么问题，毕竟是“览奏喜甚”——但他面上却只是一副不喜不怒、不咸不淡的神情，这便令热衷揣摩皇帝心思的大臣们深为迷惑了。紧接着，皇上居然当着大家的面又拟了一道密旨——密旨的基本要素是不为他人所知，这样当着大家的面拟写的旨意怎么能称为密旨呢？从密旨的内容看，皇上又似乎对韩观的所做所为并不欣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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