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鲁王新政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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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鲁王新政
        鲁王萧昱珩即入东宫,明宗安排一众名师、大家为东宫僚属,辅佐左右。魏国公被封为鲁王太傅,成了鲁王萧昱珩名义上的老师。

        每逢大朝会,鲁王萧昱珩也同明宗一同上朝,班次在一众大臣之首。每每有军国大事,明宗多询问鲁王萧昱珩的意见,凡是萧昱珩所言,多半允准。权力的承袭,已经袒露无遗。

        明宗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明宗推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朝野气象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明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处理朝政日益懈怠。明宗脾气越发乖戾,喜怒无常,耿直忠贞的大臣尝尝因为秉公直言受到贬黜,奸佞小人、谄媚之臣横行于朝廷,朝政逐渐紊乱,官场气氛逐渐腐败。如今的天朝已然内忧外患,积弊重重。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民不聊生。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应税的田亩,约有一半被各路特权阶级隐占,游离于赋税体系之外,致使农税每况愈下,国库日益空虚。特权阶级疯狂掠夺土地,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时有发生。

        随之而来的是各处的民变,仅天朝三十六年,就爆发了河南道黄河水灾之乱、河东道蝗灾民变、山南东道邪教起义、江南东道抗税流寇、黔中道诸夷叛乱等诸多祸事,朝廷左支右绌,无暇应对,疲于奔命。

        北境突厥、西境吐蕃、南境安南多番滋扰,掳掠人口、牛羊、财物无数,边境不宁,四处兵荒马乱,导致军费大增。

        由于上述因素叠加,朝廷的财政逐渐陷入危机,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天高祖八年,夏秋二税米两千五百七十一万石,麦四百六十四万石。到天朝三十六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税收更降至米一千七百九十八万余石,麦三百八十五万余石。但朝廷的支出却与日俱增,明宗三十六年,各边饷银达五百三十六万两,而天高祖八年军饷只有一白六十七万两,足足增加了两倍有余。据度支司统计统计,天朝三十六年底,国库仅存银一百三十五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一百二十三万、边饷银两百五十五万、补发年例银一百七十六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需银五百五十四万两,赤字高大三百八十七万两,库存现银,只够三个月的开支。常平仓存粮,也只够支在官军月粮的半年而已。天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明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意整治,于是秘密宣召姚魏国公,对他嘱咐了一番。

        几日后的大朝会,魏国公上奏道时下的五大积弊,即“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明宗深以为然,于是下诏,命鲁王为变革总裁官,亲自主持变革之事,力求除弊去疴。姚淙、魏国公分别为副总裁官,襄助鲁王行事。且授予了鲁王三品以下官员可就地罢免、升降的权力,无需另行请旨。变革一应政令,由鲁王与姚淙、魏国公商讨一致后,可径直发布命令,如同明宗诏令。如此,鲁王不啻于拿了一柄尚方宝剑。明宗命鲁王主持此涉及国本的大变革,自有多重考虑,一则锻炼鲁王的治国本领,二则树立鲁王的威望,聚拢人心,三则让鲁王可借机建立自己的支持势力,打造自己的辅佐队伍。明宗又担心鲁王一贯谨慎,恐不敢放开手脚,于是将他秘密宣召,面授机宜,使他无后顾之忧,也能体察明宗的一番苦心。

        鲁王经过精心筹划,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涵盖了吏治、边政、经济、水利等方方面面。

        整饬吏治既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整个变革成功的根本。鲁王围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重诏令,振纪纲,以法理政,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为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鲁王创设并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考成法,即由各部寺监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作底本、送谏察府备注、交三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确定日程期限,登记文簿,月终注销。州郡主官有未按时完成者,由各部寺监负责检举;各部寺监容如果包庇、欺瞒的话,则由谏察府负责检举;谏察府未尽职履责的,则由三省丞相负责检举。每个月有考核,每年有稽查,延误者获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鲁王行考成法,由三省通过谏察府控制各部寺监,而各州郡主官则听命于各部寺监。从三省——谏察府——各部寺监——州郡官——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鲁王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成效,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

        彼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鲁王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天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鲁王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针对当时分布在州郡县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鲁王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天朝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鲁王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整饬边疆。“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鲁王相继起用先前被明宗罢免的的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命他们主持朔方节度使、卢龙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天雄节度使、静海节度使等地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这些边将都是年富力强之际,在边境多有实战经验,是戍守边疆的最佳人选。明宗找了个由头将他们罢免,解甲归田,自是一腔意难平,如今获鲁王起复,任命为一方大吏,怎能不感恩拥戴,誓死效劳。

        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守将之外,针对明宗三十年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谏察府派出的监军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虽然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鲁王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鲁王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与突厥、吐蕃、安南等少数民族关系。鲁王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鲁王还恢复了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大大节约了军费的支出。

        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鲁王改革的重点。所谓一条鞭法,便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以出钱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

        天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明宗以来,黄河屡屡溃决,漕运艰难,虽尝试恢复海运,但以失败告终。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鲁王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还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

        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朝廷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经过此次改革,天朝三十七年国库积银达一千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五百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天朝三十六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改革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得益于明宗在背后毫无保留的支持,以及姚淙等一干正直大臣的悉心辅助与强力贯彻,鲁王杀伐决断,重重惩处了一批顽固抵抗的官员及缙绅,上述变革措施方才顺利推行下去。

        经过鲁王新政,朝廷气象焕然一新,逐渐显现出海晏河清的清明景象,新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民间财富的积累,大大缓解了黎民百姓的负担,使寒门学子鲤鱼跃龙门之路更为通畅,能臣干吏得以大显身手、迅速拔擢,边军待遇丰厚、士气高涨,于是鲁王的新政得到了普遍的赞誉与拥护,民心逐渐聚拢在鲁王这个未来之君的脚下。这也正是明宗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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