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苏联的故事 (2 / 3)
        “穷人吃不饱饭，拿起武器同富人打架，抢富人积攒的粮食吃就叫‘闹革命’。”老苏联只能这样给孩子解释。

        “哈尔滨离这儿有多远?”边成拾起了先前的话头。

        “差不多两千里地吧。”显然，老苏联也说不准哈尔滨距离白银那具体有多远。

        “哈尔滨好吗?”麻花好奇地问。

        “哈尔滨……好……”老苏联慢悠悠地说，“哈尔滨有中东铁路，有秋林公司，有大列巴，有香肠，有啤酒，有马迭尔冰棍……”

        “哈尔滨有那么多好东西，你为什么要来白银那呢?”边成不解地问道。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老苏联抻长了语气，“从我记事起，我的父亲就在秋林公司烤面包。那时，我们整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的妈妈在服装厂工作。我吃的是爸爸从公司带回来的好吃的，穿的是妈妈在工厂做的漂亮的衣服。在同龄人的眼中，我是幸福的宠儿。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哈尔滨，也接管了秋林公司，还改名为‘秋林株式会社’。我的父亲为了同日本领导处好关系，有一次，他把一个叫‘远藤照南’的领导家中吃晚饭。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那天晚上我的母亲打扮得很漂亮。她穿着一条蛋青色的连衣裙，披散着齐肩的金发，高跟鞋将她原本修长的身材显得愈加挺拔。

        “饭后，父亲打开留声机，放了一曲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想增添点气氛。远藤照南那天没少喝酒，借着酒兴，他邀请我母亲跳舞。我母亲当时也没有多想。出于礼貌，在音乐的伴奏下，她陪着远藤跳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跳得还挺好。跳了一会儿，也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远藤天生好色，他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我母亲**，伸手给了远藤一个巴掌。这下子远藤恼羞成怒，用日语叽哩咕噜地朝我父亲喊了一通，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我们家。

        “这件事过后没几天，我父亲就被秋林公司辞退了。再过没几天，我母亲也丢掉了工作。我们家的日子从此开始变得艰难起来。此时，父亲已有了离开哈尔滨的打算。

        “父亲有个老朋友叫科斯佳，当时在哈尔滨的一家医院工作。他听说了我们家的事，于是建议父亲到白银那来谋生。当年科斯佳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工作，白银那的村支书王福贵在黑河居住。王福贵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在中国生不了。后来王福贵和同村人用爬犁拉着老婆到了黑河的对岸，在科斯佳工作的那所苏联医院将孩子生了下来。由于先前这份交情，在科斯佳的帮助下，王福贵安排村里接纳了我们一家。

        “来到白银那时，我已经十岁了。那时，整个村子也就二十来户人家。我们没有地方落脚，就住在王福贵家的仓房里。当年，我们攒了些木料。转过年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盖起了自己的木刻楞。父亲在村西头开了一片荒地，母亲拾桦树皮做工艺品。就这样，我们在白银那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二十一岁那年春天白银那来了渔汛。整个村子终日充满了腥气。在渔汛持续的这段时间里，全村人没日没夜地守在江岸上，不停地围剿捕捞。男人们各自撑着自家的木船在江面上频频撒网，女人们则蓬头垢面地收网摘鱼。小孩子们也不闲着，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往家运鱼。守在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承担着繁重的剖鱼任务，同时又要为家里捕鱼的主要劳力准备饭食。虽然他们难得有空闲抽上一袋烟、喝上一口水，但他们的眉头却是喜气洋洋的。

        “按照惯例来说，这种百年不遇的渔汛一般不超过一周。所以人们仿佛要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它的身上。大家也不觉得饿，只要看到鱼不停地往网上撞，他们就力量倍增。那几天白银那的夜晚比除夕还要热闹。江岸上不仅燃着篝火，有的人家甚至把正月里点的灯笼也提来了。江面上灯火斑斓，就像撒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纸。人们在起鱼的间隙打着哈欠，有的人因为感冒而大声地咳嗽、流鼻涕，但是没有哪一家愿意提早撤出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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