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人间词话》背景谈 (1 / 15)
        附录一

        《人间词话》背景谈

        ｜1｜境界无关于人生

        《人间词话》才一开篇，便抛出了一个可谓全书核心的概念：境界。这引出了理解《人间词话》最大的一个麻烦：一般来说，学者们每抛出一个概念，总要赋予它定义，王国维却一点都没有解释他所谓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待《人间词话》成为经典，“境界”一词便可怜兮兮地遭到研究者们钻之唯恐不深的深挖广证，结果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鉴于这部词话在学术史上的特殊位置，这样的局面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它恰恰处在新旧鼎革的交界线上，代表着文艺理论从近代学术迈向现代学术的第一步，故而既有其现代性的一面，亦有其传统的一面，而概念的模糊性正是传统文论的一大特点。

        古人谈诗论艺往往以玄解玄，或言神韵，或言风骨，大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王国维虽然在《人间词话》里破旧立新，但毕竟出身于这样一种传统，轻轻地挥一挥衣袖，总还粘着几抹西天的云彩。

        今天读者很容易会以“境界”的日常语意来理解《人间词话》这一章的含义，非但可以自圆其说，也最符合人们的一般认识：譬如文天祥显然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所以能够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诗句；秦桧人格低下，毫无人生境界可言，难怪在《全宋词》里只字皆无。

        只要通读词话全文，就会发现这样的理解谬以千里：为王国维高度推崇的李煜显然谈不上什么人生境界。事实是，境界之说并非王国维的独创之见，而是源于叔本华哲学。在那个举国高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动乱时代里，王国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副在日暮途穷中倒行逆施的勇士做派。事情的原委，要从中国完败于日本的那一场甲午战争说起。

        ｜2｜中日黄金十年

        甲午战争以中国完败告终，《马关条约》的签订无疑使垂垂老矣的大清帝国雪上加霜。人们于是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中日关系自此除了继续滑向深渊的更深处之外再无其他可能。然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自1898年始，中日关系竟然进入了所谓“黄金十年”，两国从政界到民间那一副亲善睦邻的姿态，简直令所有人怀疑甲午战争究竟是不是一件刚刚发生过的、浸满无数血泪与屈辱的事情。

        在这黄金十年里，仅以文教事业而论，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地涌入日本，以真正如饥似渴的姿态学习日本文化以及经日本人消化吸收之后的西洋文化，而日本学者以同样的积极姿态来华办学，给那些无力支付留学成本的中国青年以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

        1901年7月，一位住在上海的西方牧师在一篇题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的文章中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以“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传取代压迫。狡狯地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质力量以征服中国。”有鉴于日本当时正在高调地参与清政府政治改革的事业，西方世界敏锐地意识到，一个牢固的中日同盟无疑会真正遏止西方人正在迈向东方的脚步。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今天的黄河路），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宣告成立。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是学社最有影响力的教授，黄孝可《藤田博士小传》记载藤田“以日文教授科学，翻译日本新刊书籍，为清末新学勃兴之先驱”，并且，“其后成名之王国维，即当时东文学社之学生”。那是1898年，王国维年仅二十二岁。八股文的废除，戊戌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都是在那一年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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