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3 / 7)
        幸而我们还可以采取这样的进路：要清楚地认识一个东西，仅仅看它主张什么往往不容易看清，更应该看的是它反对什么，而严羽所竭力反对的事物并不难知。就在“羚羊挂角”那一番话之后，他继续阐释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前后对照之下，严羽的意思便明朗起来：所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反对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诗人。严羽认为这些人写诗是用文字在写，用才学在写，用议论在写，虽然也算工工整整，但这已经不是古人的诗了。因为古人的诗，尤其是盛唐诗人的不世佳作，是用“兴趣”写出来的。

        ｜5｜

        让我们再看严羽写在“羚羊挂角”之前的一段：“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

        严羽并不否认，若要写出极致的好诗，少不得要下足读书、穷理的功夫，但仅仅读书、穷理是不够的，因为写诗还要有别材、别趣。别材、别趣关乎性情，因为“诗者，吟咏情性也”。简述之，要想“下笔如有神”，就必须兼备“读书破万卷”和“吟咏性情”，二者缺一不可。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很少得到共鸣了，人们只取“吟咏性情”，认为“读书破万卷”非但于写诗毫无必要，反而会成为“吟咏性情”的干扰因素。这样的歧见实在关乎时代背景的差异：宋代的诗坛领袖往往同时也是知名的学者，如苏轼、苏辙兄弟是蜀学掌门，王安石开创所谓荆公新学，甚至主导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写诗自不能脱开熟悉的生活，既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可以的，学者歌其学又何尝不可？

        倘若严羽生在今天，一定会强调读书、穷理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宋朝人，所以才会特地强调“吟咏性情”。有论者认为严羽标举性情，反对学理，这就失之偏颇了。

        吟咏性情，自然要写出活生生的感觉，这便是“兴趣”。陶明濬《诗说杂记》阐释最切：“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没有人喜欢如涂了防腐剂一般死气沉沉的人，更没有人喜欢比过气的哲学论文还要死气沉沉的诗。纵然以诗言理，也可以说得活泼，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再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以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出哲理趣味，合于理而不泥于理，于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便是别材、别趣的功劳。这样的哲理若请困守书斋的哲学家来讲解，或许会讲得更通透，更成体系，却不会有这般活泼的兴趣。

        ｜6｜

        《人间词话》本章的第二个标靶，是清人王士祯。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人们通常据别号称之为王渔洋，但王士祯的生平实在没有半点渔洋山人的气息。严羽自号沧浪逋客，一生确实在沧波草泽中辗转求生，王士祯却出身于官宦世家，一生仕途顺遂，直做到刑部尚书的高位，同时主盟诗坛四十年，是公认兼钦定的文学领军人，以渔洋山人为号，只是官场上固有的矫情罢了。

        王士祯在诗坛成名甚早。顺治十四年（1657）秋，二十四岁的王士祯游览济南，与诸名士会饮大明湖，见湖畔杨柳摇落，不禁怅然有感，为赋《秋柳》诗四首，艺惊四座。当时就有数十人和诗，随即这四首诗盛传于大江南北，引发了一股唱和热潮。耐人寻味的是，《秋柳》四首语意朦胧，用典晦涩，以至于遗老遗少们相信诗旨与南明亡国之事有关，而王士祯后来偏偏在康熙朝唱响主旋律，标举“神韵”，以清冲淡雅的风格回避一切敏感话题。

        《秋柳》四首其实也不过写出泛泛的感伤与淡淡的哀怨罢了，但写得余味悠长，想象空间无尽，这才会在敏感的时间里被敏感人读出了敏感的联想。这样的诗，正是有神韵风格的典范：

        其一

        秋来何处最**，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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