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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3 / 3)
晚成犹有分,欲采未过时。忍弃东篱下,看随秋草衰。
这首诗被唐人高仲武选入《中兴间气集》,认为颔联写得最好:“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菊花分明与其他花卉一般接受天地雨露的滋养,却不知为何要独自迟到秋天开花。高仲武盛赞这一联“哀而不伤,深得风人之旨”。
但是,诗的结句“忍弃东篱下,看随秋草衰”,却哀伤得有些怨气了。及至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特地批评这一联,说不如改成“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来得温厚有气。(《四溟诗话》)
所以,西方美学之“崇高”若用在中国古典诗歌当中,总会成为一个方凿圆枘的概念。“崇高”的根源是痛苦,而同样对于痛苦,中国的正统是压抑痛苦,只许淡淡地流露;西方的传统则是热爱痛苦,唯恐痛得不够、苦得不够,这可以说是东西方审美观念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差异。所以中国没有悲剧传统,寥寥几出悲剧也会被接上光明的尾巴,而没有悲剧传统则很难达到美学意义上的“崇高”。
这于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还不够悲吗?王国维不也说李后主的词是以血写成的吗?但是,李后主的词再怎么愁、再怎么痛,也只属于西方意义上的抒情诗的范畴,而在叔本华的美学体系里,抒情诗位于文学体裁之序列的最低端,大受轻视,戏剧才是这个序列的最高端,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悲剧与“崇高”处于何等的地位了。
王国维的理论之所以时而出现难于自洽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西方美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美学体系)的宏观框架应用到了中国古典词作这个微观层面上。在叔本华那里,“崇高”基本与抒情诗无缘,王国维却借用了这个概念来说明抒情诗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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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恰当说明“崇高”,在《人间词话》第五十一章: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王国维在这里所谓的“千古壮观”也就是本章所谓的“宏壮”,颇能贴合于他的西方美学的思想渊源。西方美学里,在伯克划分了“优美”与“崇高”这一对范畴之后,康德又进一步研究,把“崇高”细分为“数量的崇高”与“力量的崇高”。“夜深千帐灯”“澄江静如练”近于前者,“大江流日夜”“落日照大旗”近于后者。
在惊涛骇浪、雷鸣电闪面前,刹那间我们便会沮丧于自己的渺小,但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便会欣然欣赏这些东西,这就是王国维在本章所讲的一个“由动之静”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借用理学祖师周敦颐的一句名言“无欲故静”,摆脱欲念正是“由动之静”的方法,正与康德、叔本华美学暗合。
而这些让我们“动”,让我们为之震慑的事物,越是骇人,也就越有吸引力,我们便越是以“崇高”视之,这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表达的意思。尽管康德也说过“崇高”与道德感密切相关,但这个词在美学里毕竟是一个专门概念,我们不可以道德概念理解之。基于这个原因,称之为“壮美”或“宏壮”也许更好一些吧。
不妨以杜甫的一首诗来结束这一章的内容。杜甫点评当时的文学风气,写有一组《戏为六绝句》,第四首是:“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大意是说:今人很难超越前辈名家,这是笔力不及的缘故,虽然也不乏一些漂亮的诗文,却只有“翡翠兰苕”的小清新,再不见从碧海波涛里曳取鲸鱼的雄浑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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