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三节 昭宗皇帝血泪史（续） (1 / 4)
        10、强迫迁都

        昭宗回到长安后，崔胤与朱全忠加紧讨论彻底铲除宦官的问题。崔胤上奏：“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爵，蠹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崔胤奏请昭宗罢免宦官所任官职，并下令召回在各道监军的宦官。昭宗按他们的意思下诏，朱全忠将宦官七百余人全部集中到内侍省杀死，冤号之声，彻于内外。

        各地监军宦官除少数与节度使关系密切的得以免死，其余大多数也被就地处死，其中河东监军张承业被李克用藏匿，此后竭忠尽力辅佐李克用父子。自此，荼毒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问题终于解决，可笑的是居然是这种解决方式。宰相崔胤如愿取得了禁军的兵权，然而这时禁军也没有多少人供其统领了。

        此时的朱全忠志得意满。朝廷赐朱全忠称号为“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朱全忠的僚佐敬翔等人称号为“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人称号为“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称号为“四镇静难功臣”。昭宗欲以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以朱全忠为副元帅。崔胤请求以皇子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昭宗认为李祚年幼，应以濮王为诸道兵马元帅。但是崔胤秉承朱全忠的意图，固请不已（李祚年幼更好控制）。昭宗无奈，以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接着，又加朱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以崔胤为司徒兼侍中。

        此时的朱全忠已经不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也想当皇帝了。在铲除宦官后，朱全忠把目光转向了朝臣。他利用崔胤，贬逐大臣，安插亲信，先后将跟随昭宗到凤翔的朝臣三十余人贬逐出京（原因是这些人大多是忠于昭宗的），又留步骑万余人驻扎长安。朱全忠逼迫昭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昭宗悄悄与韩偓泣别，韩偓说：“是人（指朱全忠）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朱全忠命其子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统领驻长安的军队，命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巡街使，从而朱全忠的亲信已经遍布京城，掌握要津。做好这些安排后，朱全忠才离京返汴。

        李克用的使者回到晋阳，说到崔胤的骄横之状，李克用说：“崔胤作为人臣，外倚贼势，内胁其君，既执朝政，又握兵权。权重则怨多，势侔则衅生，破家亡国，在眼中矣。”可见李克用的见识果然非同一般，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崔胤与朱全忠的合作，其目的截然不同。朱全忠是为了代唐称帝，而崔胤只是为了专擅朝政，并不希望唐朝灭亡。所以，面对朱全忠的咄咄逼人之势，崔殷也开始担忧起来。崔胤认为，朝廷要想安身立命，必须要有一支忠于朝廷的军队（这是对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嘛）。可是，他又深知朱全忠不会让朝廷增强军事实力。于是，崔胤对朱全忠说：“长安离凤翔（李茂贞）太紧，禁军有名无实，我想招募一些士兵补充禁军，防范凤翔，使您没有西顾之忧。”朱全忠是何等人物，他对于崔胤的意图洞若观火，却佯作不知，表面很痛快地表示赞同，暗地里却派手下军士数千人化妆成平民前去应募。崔胤对此毫无察觉，共招募六千六百人，每日训练，修缮兵甲。

        天复（903）年十月，朱友伦在打马球时不慎摔死，朱全忠闻讯悲伤不已，心中怀疑是崔胤做了手脚。于是朱全忠另派其侄朱友谅代替朱友伦的职务，并密切监视崔胤的动向。崔胤为了摆脱朱全忠的控制，密劝昭宗远幸荆襄，投靠忠于朝廷的赵匡凝兄弟。朱全忠闻讯大怒，对崔胤动了杀机。

        天佑元年(904)正月，朱全忠上密表，说崔殷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昭宗自知无法与朱全忠相抗，为了自保，只得下诏罢去崔胤相位，贬为太子宾客。当时崔胤所居开化坊由新募禁军护卫，其实里面有许多朱全忠的汴军混杂其中。朱全忠密令朱友谅率军包围开化坊，纵兵攻打，混在禁军中的汴军自内杀出，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崔胤府第，将崔胤擒杀。接着又铲除了崔胤同党，并解散了新募禁军。

        胡三省评论说：崔胤有误国之罪，无负国之心。崔胤阴狡险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诛，全忠兵势益强，遂有篡夺之心。胤复欲以谲诈并图全忠，故全忠觉而杀之。若云唐室因胤而亡则可矣；旧传云“胤为全忠画图王之策”，实录云“胤志灭唐祚”，恐未必然也。

        这段评论应该算是公道的，崔胤在唐已经位极人臣，灭唐立梁，对崔胤并无好处。但是崔胤作为宰相，却对唐朝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昭宗自登基以来，多次试图努力增强中央军事力量，重振大唐雄风，都没有成功。组建的中央军不是被藩镇打垮，就是被迫解散。这次禁军被再次解散，使朝廷彻底丧失了防卫能力，成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朱全忠杀掉崔胤以后，担心李茂贞再次劫持皇帝，遂决心将昭宗迁往洛阳。朱全忠令东都留守张全义加紧修缮洛阳宫室，以便安置昭宗和百官。

        天佑元年（904）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移兵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南），派部将寇彦卿奉表入京，督促昭宗迁都。二十一日，寇彦卿到达长安，称李茂贞所部凤翔兵已经逼近长安，请皇帝迁往洛阳。与此同时，汴军强迫百姓也迁往洛阳，百姓们不愿意背井离乡，被驱赶着，号哭之声不绝于耳，并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家国。二十六日，昭宗被迫离开长安，在汴军的保护下(实为监视)启程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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