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江表传》的记载与《三国演义》的描写大体一致，都说于吉因传道和治病在当时很有名气，信徒众多。有一次孙策正在城门楼上“集会诸将”，恰巧于吉经过，于是很多人不管孙策，纷纷跑下楼叩拜于吉，维持会场秩序的官员“禁呵，不能止”。跑下去多少人呢？《江表传》的原文是“三分之二”。孙策大怒，当即下令逮捕了于吉。

        于吉的信徒们想方设法地营救他，他们知道孙策是大孝子，就通过家眷找到了孙策的母亲，请她出面说服孙策放了于吉。可是孙策还是没同意，不过他也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于吉“幻惑众心”，使诸将不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连手下的将官都能扔下孙策，下楼拜于吉，因此在孙策看来于吉比高岱更该杀。

        于吉被杀后，“悬首于市”。可是他的信徒不说他死了，而称为“尸解”。按照道家理论，人在修仙的过程中，到了一定阶段原神就要离开肉身，在普通人看来就是死亡，但道家称之为“尸解”。“尸解”的方式有很多，有主动的，有被动的，但都是使原神离开肉身，这是修仙的必然阶段，所以信徒们说于吉“尸解”了。

        《江表传》虽不是“正史”但也是史书，它对于吉一事的记载到此为止。《搜神记》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在于吉被杀前，孙策曾令其求雨，并说如果在“日中”前下雨就放了他。结果大雨真的如期而至，将士们都认为这下于吉可以活命了，纷纷庆贺。没想到这样一来更激怒孙策了，他看到看守于吉的士兵都过去祝贺他更加**，“遂杀之”。于吉死后，他的信徒把他的尸体收藏起来，可是夜里突然出现了云彩，并覆盖在于吉的尸体上。天亮时人们发现尸体不见了。

        《搜神记》的作者是晋朝人干宝。作为正史的《晋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干宝的哥哥病死，但数天后又活了，并称“见天地间鬼神事”。干宝因此而作《搜神记》。《搜神记》全书不长，但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在中华文艺宝库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后世的《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模仿它的叙事方式。

        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这可给了孙策机会，他立即调度人马准备偷袭曹操的大本营——许都，挟持汉献帝，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当真不小。

        当时的吴郡太守许贡曾给汉献帝上过一道密表。说是给汉献帝的表，其实是给曹操的。许贡在表里说，孙策骁勇，应该加以“贵宠”把他找到许都，如果放他在外，“必作世患”。吴郡是孙策的辖区，作为吴郡太守的许贡应该是孙策的人，可是他这道表却分明把孙策卖了。

        结果这道表却落到了孙策的手里。他立刻请来许贡，把表给他看，“以责让贡”。许贡无话可说，孙策下令“绞杀之”。许贡的“宾客”逃亡民间，密谋着为他报仇。

        《江表传》记载孙策好打猎，经常外出射猎。这次他调度部队，随大军来到丹徒，趁军旅间隙又带着几个手下外出行猎。在打猎途中遇到一只鹿，孙策放马追来，一直追出好远。他的马比从人的快，远远的把他们甩在了后面，孙策单人独骑跑在前面。这时他遇到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就是许贡的“宾客”，他们一直在找机会报复孙策为许贡报仇。至于这个机会是他们制造的，还是碰巧遇到的，史书没有说明，但感觉应该是后者。因为孙策追这只鹿下来，谁也不知道鹿会跑到哪里——除了老天。而且孙策外出射猎必然要带从人，如果这次的机会是刻意制造的，那么这三个人一定会有对付从人的方案（这些从人没能及时跟上属于偶发情况，不在计划之内），可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没有对付从人的计划，甚至都没有计划——先动手的是孙策。

        这三个人大概也没料到会这样遇到孙策，一点准备都没有，可是仇敌在前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所以他们可能犹豫了一下。就是这一犹豫让孙策觉得不对头，于是喝问：“尔等何人？”三人答道，我们是韩当的士兵，来这射鹿！孙策又问道，韩当的兵我都认识，怎么没见过你们？孙策还是太莽撞，现在敌众我寡，即使发现对方有诈也不能贸然道破，人家既然撒谎，那就是有不愿意让你知道的秘密，你一下子说破了，难保对方不动杀心。

        孙策问完也不等三人回答，抬手就是一箭，一人“应弦而倒”。有人认为《江表传》的记载不实，孙策身为统帅怎么可能认识韩当手下的所有士兵？而且就算他真的都认识，现在正是部队调动时期，难免会有新人调到韩当手下，可能韩当都未必认识，孙策怎么能认识？他又怎么能以此断定三人说谎？二话不说就射倒一人？项飞认为如果《江表传》的记载是真的话，孙策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前提条件是孙策认定三人意欲图谋不轨，所以他喝问一句，先在气势上占了优势。其实无论对方怎样回答他都会动手的，所谓先下手为强。

        孙策骤然发难，先除去一人，另两人不再犹豫立即反击，一箭射中孙策面颊。这时孙策的从骑赶到，杀了刺客，救回孙策。

        《三国志》的记载就简单多了。只说许贡被杀后，他的小儿子和宾客逃了出来，“亡匿江边”，正遇上孙策“单骑出”，于是“击伤策”。太简单了，不过却验证了项飞认为孙策遇刺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不是预先设计的推论。

        《九州春秋》的记载更简单，只说孙策准备“袭许，恃其勇，行不设备，故及于难”。

        其实早在孙策遇刺前，就有人预见到了这一点。这个人就是远在千里之外，从未见过孙策的郭嘉郭奉孝。在孙策转战千里尽得江东之后，曹操很为此头痛，后来又听说他要趁乱袭许都，更是紧张得不得了。这时曹操手下一流的大谋士郭嘉安慰他说：“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应该说郭嘉对孙策的预见是准确的。他说孙策“轻而无备”，这和《九州春秋》上说的“恃其勇，行不设备”一样。既然“不设备”，那就和“独行”没什么分别，很容易为人所乘。如果真有刺客，号称“万人敌”的孙策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得了。

        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孙策的伤很重，被救回去没多久就死了。《吴历》的记载较为详细。孙策回来后，立刻请医官诊治。医官认为问题不大，“可治”，而且“当好”，只是要休养百日，不能乱动。孙策的伤在脸上，可能属于毁容，但估计不会很严重，也就是留个疤而已。比起以前那个俊美的孙郎，现在的孙郎可能更具阳刚之气，看起来更酷。可是孙策不这样认为，他“引镜自照”，对左右说：“面如此，复可建功立事乎？”孙策很是伤心，甚至推翻了桌子，结果伤口破裂，“须臾卒”。孙策从小就是美男子，他也一直引以为傲，所以才会在被毁容后有如此剧烈的反应，让人感觉稚气未脱。这也难怪，这一年孙策才二十六岁。

        《搜神记》对此事也有记载。孙策在杀了于吉后，每当独处时总能看见于吉就在左右，“意深恶之”，时间久了，甚至有些“失常”。后来孙策受伤，在医官的精心调理下日渐康复，有一天他照镜子，突然发现镜子里的不是自己而是于吉！可等他在仔细一看，于吉又不见了。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孙策终于受不了了，“扑镜大叫”，结果伤口崩裂，“须臾而死”。《吴历》和《搜神记》都说孙策的直接死因是“创裂”，这大概就是伤口感染。古时的人没有消毒的条件，更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很多本不重的伤却要了当事人的命。

        孙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在临终前把几个弟弟和张昭的人叫到跟前，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的印绶给孙权戴上，意思很明白，就是把自己的基业传给了他。孙策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的话让人感觉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开疆拓土，“与天下争衡”；而对孙权的要求则是守住这份基业，“以保江东”。莫非他认为孙权更适合坐江山，所以把位置传给了他？

        孙策又对张昭等人说：“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幸善相吾弟。”这是意在托孤，但他说了一句“足以观成败”，感觉还是不让孙权卷入中原的纷争，坐保江东。

        另外项飞要向读者朋友们致歉。在《刘备》一章中，刘备托孤于孔明时曾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当时项飞评到“刘备托孤的这番话，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说过”，可是项飞错了，这样的话有人说过，而且比刘备早不了多长时间，这个人就是孙策。《吴历》记载孙策在托孤时对张昭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他的用意可能也是给孙权施加压力，让他尽心工作。张昭后来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对得起孙策的信任，除了在赤壁之战前的主降外，最重要的是张昭很快就归大权于孙权，一点没有揽权的意思，在这一点上他做的和诸葛亮不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因为毕竟张昭和诸葛亮所处环境不一样，很难用同一标准评价。关于张昭后文会有详细评说。

        孙策交待完了后事，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一年他二十六岁。孙权称帝时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封其子孙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对孙坚孙策父子的评价是这样的：孙坚“勇摯刚毅”，“有忠壮之烈”；孙策“猛锐冠世”，“志陵中夏”。但他们都“轻佻果躁”，这应该说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且陈寿为孙策打抱不平，他说孙权称帝的基业基本都是孙策打出来的，可是孙权称帝后仅封孙策的儿子一个侯爵，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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