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活上的艰辛
  之前说到过，四年大学生活，父母每个学期给我的生活费是3000元，这包括了除去学费在内的所有在上海衣食行的开销。一般来说一个学期含5-6个月，这意味着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五六百块。这在上海，这真的不够。

  我出生在山东一个沿海城市的城镇上，父亲母亲都是当地供销社的职工，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我她相差六岁。供销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绝对的好单位，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的统筹买卖基本都由供销社来完成。在我小时候还有一个称谓叫“合作社”，全称应该是“供销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一般是在城镇下面的各个村里，和城镇供销社达成合作的低一级零售单位。所以，在我小时候或者在我姐的童年里，生活应该是挺小康的，一方面那个年代父母不是农民、还有工资拿这已经是小康家庭了，另一方面，那时的人民群众多么朴实，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需求，就是有饭吃、有衣穿，着就很好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供销社这个原来光鲜一时的单位逐渐退出了大众视野，各地供销社纷纷垮台申请破产，幸好我爸妈是在我们那个地方的供销社垮台之前就已经办了退休，要不然结果会更糟糕。我印象非常清楚，有一天母亲特别开心的跟我们说“你说说奇不奇怪，以前一天累死累活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多块钱，现在退休了反而有600元”。

  母亲刚退休那会儿，年龄应该就五十多了吧。或许是刚退休心情不好，或许是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母亲特别容易激动，我那时也小、不懂事，经常因为一件小事就和母亲吵嚷起来。母亲就尽量在我放学时回避开，比如有好几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把饭做好了放在锅里，然后人出去了。我吃饭之后就又去学校上晚自习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真是特别不孝。每每忆及于此，我就想起史铁生的那篇《我与地坛》。好在父亲母亲现在身体健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他们还能活动，多带他们出去走走。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给我的每个学期3000块的生活费，可能已经是家里不少的一笔开支了。事实上，除了这些我也几乎没再问家里要过钱，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亏欠父母的，因为一次又一次地任性、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父母都是默默地支持我、没有任何反对和怨言，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我觉得愧对他们，所以但凡是我能够自己解决的，我一定不会向父母张口。

  从大一开始直到考研前，我一直给人做家教。上海有很多名牌高校，所以像我这种二本学校来说，课时费肯定也不高，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吃苦，我把自己能够“出卖”的时间都让渡出去了。我记得跑的最远的一家，离我们学校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个时候做一小时家教也就25-50元，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中介还要收掉第一次的教课费用，所以相当于干的是苦力活。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每天都跑三场。后来大二我知道后面考研可能需要花钱培训什么的，我就更拼，周一到周五也出去给人上课。上海的冬天很冷，还经常下雨，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公交站撑着伞等雨中的公交，目的就是每天多赚个几十块钱。我印象最深刻的，周六如果上课比较多，中午根本没有时间吃午饭，去下一家前就去便利店买个饭团，边走边吃。我还记得上海最多的就是全家，你很难想象，我对全家最多的印象竟然是和做家教有关。后来去了北京和深圳，就很少见到全家了。

  我其实挺感谢那段生活的，因为它至少让我知道了两件事，赚钱的艰辛和存钱的必要。也正是因为前两年的努力，所以我在大三才有能力利用暑假到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了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组织的为期10天的短训班，那一次培训让我对这所学校再一次充满了幻想，也成为我在那个年龄段唯一的梦想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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