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战 （7-8） (2 / 8)
        而在当年，整个华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总数不到一亿。持续近十年的人口大迁徙直接导致北元按人头抽税制度的崩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流求和南洋诸岛的人种比例被彻底改变。直到数百年后，那里的人说起官话来还操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

        “俺爷爷那时候卷着个铺盖就上了船。漂了老长一畔子（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个银（人）儿……”一个渤泥人和一个流求人相遇，开口就是同样的声调。

        “唉，还不是叫鞑子遭精（作践）地，木（没）法活啊！”旁边的人跟着总结。独特的口音凝聚了乡愁，柔和了咸咸的海风和干燥的士壤的味道总是可以唤起人对故士的思念。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忽必烈的优势只在战场上。而在其他各方面，大都督府几平获得了完胜！”多年后，在邵武指挥学院，一个研究战略的将领如是写道。那时，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仅限于沙场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当年大都督府对北元发动的经挤、政治、人口和舆论攻势均作为经典战例供后人研究。在谅诧于那些赫赫战果的同时，将领们忍不住疑问，是什么基础让南方能支持起如此庞大的攻势？

        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出了最直接答案。

        经大都督府持续五年的鼓励政策和华夏（邵武）科学院的大力技术改进，风力提水，梯次畦晒法制盐在福建和两广已经普及，盐民们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用风车将抛中的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即可蒸晒成盐。福建、广南两省食盐的年产量高达亿斤以上，占南北双方总产量的一半。而因为运输渠道和北元厘卡制度的影响，当年北方百姓日常所吃的盐，居然大多数需要南方来供应。

        祥兴四年，经过邵武科学院多年的研究摸索，风力水力鼓风，高炉焦炭媒铁技术已经成熟。钢材冶媒技术也逐步摆脱了最初文天祥所总结的炒炼术，而走向了产量更大，质量更稳定的平炉炼钢。虽然为了探索这些技术，华夏科学院付出了接近三年的时间和几条研究者的生命为代价，但新技术的威力是巨大的。祥兴四年，天下民用生铁的产量三分之二出自福建和广南。忽必烈控制的地域是大都督府五倍还多，盐、铁两项国家经济的命脉却于不知不觉间被抓到了敌人的手上。

        由阿合马所创建的严醋的匠户制度极大打击了北元治下百姓开矿冶金的积极性，北元全国白银年产量竟然萎缩到宋、金时代的四分之一以下，而铜的产量更是一撅不振。铜矿、胆钒矿居然要官府抓人，脸上刺字开强制开采。

        而陈吊眼光复两浙后，两浙安抚使李兴大力扶植湿冶炼铜，当年从事胆钒开采的百姓就达到了两万余人。产出的胆钒除了为大都督府提供了充足的铜矿外，还得到了火器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副产品，绿钒油（硫酸）。

        洁白如雪的糖霜、晶莹剔透的冰糖，舒适的四轮马车，可口的罐头、鱼松、火腿，北元世家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几乎全是从南方“走私”而来。这些奢侈品不能为大元朝廷赚来一文钱硬通货，相反，为了互相攀比，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们还不得不拿出珍贵的白银、马匹、铜器或者其他对南方有用的东西，如朝廷人事安排和军队的调动信息做交换。

        只有忽必烈发行的交钞南方商人不要，相反，如果北元官吏有需求，他们还能从各种渠道弄来一袋子，面额从最大到最小，每张上面都印有北元朝廷认可的花押。

        除盐、铁和奢侈品之外，华夏科学院最大的贡献在于食物。经过几年研究推广，从占城引种的双季稻在福建、两广已经普及，农民们一年收获的粮食数量已经是以往的两倍。而近海渔场的开发更让大都督府彻底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粮食问题。被忽必烈朝廷因为人口数量和地势而放弃的两浙，在两浙安抚使李兴的组织下，船户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开发出了大熊、嵊山、浪岗、黄泽、岱衢、中街山、洋鞍和金塘八大渔场。每天，扬帆出诲的船队都能带回吃不完卖不尽的鲜鱼，而经过几年摸索已经成熟的罐头保存、风干、腌制和炒松技术，将大量的鱼类转化成可口，并且便于携带、运输肉制品，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类主菜。

        食品的充足，直接刺激了以工场和作坊为主的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又直接刺激了大都督治下各地对人口的需求。所以，从北方“拐带”人口，不仅仅是一种打击敌方的手段，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福建、两广各地的实际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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