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章 拼音文字 (2 / 3)
        近代科学是建立在符号和符号运算上的一种理论体系，是基于对具象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研究，它要求精确性、分析性，因而符号文字及与其相适应的抽象思维在这方面得天独厚。

        有人说以汉字符号系统为表现形式的思维表达观念，则限制了中国人对其它类型符号的创造思维，制约了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

        真是这样吗？英国哲学家罗素似乎有不同的观点。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在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世纪的智者”。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目睹了山河破碎贫穷落后的中国，既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西方人没有的优点，也看到了中国人的缺点。

        罗素在《中国的文化问题》中，驳斥了西方侵略者宣扬的西方民族“优等”，中华民族“劣等”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的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面对当时军阀混战贫困落后的中国，罗素却偏向世人宣告：“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

        罗素和爱因斯坦一起来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从近代震旦的大门被大炮炸开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学习西方科技的时候，对于自身文化慢慢失去了自信。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pan*西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我们回到“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蒋廷黻先生也提出疑问：“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195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斯威策参加了一个“中国无科学的问题”的讨论会。他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向其赐教。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爱因斯坦所谓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指的是演绎思维；“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归纳思维。所以，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演绎思维以及归纳思维。

        从民国到21世界，确实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以至于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前途的，除非全盘实行西方制度。这些人自诩知识精英，以天下评判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当启蒙责任，诲人不倦。这些人被民众形象地称为“公知”，公知们炮制的最大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崩溃论”，被西方所接受。

        杨振林有个演讲的题目：《易经的阴阳五行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启蒙》，易经是儒家最高经典，也是中国阴阳五行演化的理论基础，他这个题目基本上把中国古典哲学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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