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礼物 (4 / 7)
        崇祯九年，也就是明年，会有一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人上奏崇祯皇帝，指出大明王朝的几大病根。

        第一就是重用文官，只讲究科举取士。昔日的贡生、举人现在没有上升前途。

        第二就是言官误国，科道言官随便放炮，党同伐异，制造政争。

        第三就是官绅太过有钱，建议朝廷“今何不幸而尽夺于中之缙绅乎？”。

        陈启新如此、杨嗣昌也如此，他们的建议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行使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加税助饷。

        崇祯八年，东林党卢象升认为现在财政缺口很大，既然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加征的税收应该从富户手里出，凡纳税足够十两的富户要再增加百分之十的赋税。

        东林党的户部尚书侯询则认为这钱应该从官员身上出。官绅们每纳税一两的加税二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十。而富户之中纳税够五两的加税一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

        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用这种刀砍在官员和地主身上的“东林党”建议，而是决定每一两银子的赋税，加征百分之十。

        这种做法就叫做不接地气，因为小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任何针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加税更会加大这种痛苦。

        凡事不能只看账面的数字，后世外国学者看到明清税率的时候，认为明清税率低的吓人，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不能理解为啥老百姓们会造反，一如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虚无地道德主义”坚决抗清一样。

        然而在明末清初人张履祥的《补农书》，他作为一个小地主总结了自己平时的赋税压力。

        各项加派、摊派加在一起占他经营收入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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