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 (2 / 4)
        谢兰生还挺冷静的。

        一个人在这世界想清清白白就是很难。其他人的名誉等等在利益前算什么呢。

        他21岁那年，被想留京的女同学说他是她的未婚夫时，就知道这点了。也是21岁那年，被关厂长命令着当《江湖女儿》执行导演时，被录音师张继先说爱财如命不让挂账时，就知道这点了。还是21岁那年，被“大导”们举报说他影响中国形象传播时，再次知道这一点。此后，只是越来越习惯而已。

        幸好，在那一年，他也遇到了张富贵、莘野、囡囡、祁勇、岑晨、nathan、hunter、森田、送胶片的乐凯工人……等等等等，让他并未失去自己。

        他还是在热爱电影。被人看到作品时，他才是真正活着的。

        会计想想当时状况，回谢兰生，语速缓慢：“谢导您说要退款时大部分人还在现场，收了500块，签了名字。另几十个人已经走了，其中有些折了回来，剩下的则给了卡号。我给最后这部分人填汇款单时写了备注，好像是‘退款’，这就去拉银行流水。”

        “可以，”谢兰生说，“谢谢。请尽快发来签字照片、银行流水这些东西，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做完这些，谢兰生又陷入思索。

        只要发出这些证据“潜规则”是可以澄清的。可，“咱们谢导巴着日本才卖掉了《生根》版权”，要怎么解释呢？

        这句抹黑的诉求是感性诉求，而不是理性诉求，更难处理，更棘手。

        也不知道澎湃影业是在哪看到这张照片的。难道，他们特意回头查了各国大刊对那一年《生根》获得最佳影片的报道吗？

        “……”

        他再一次挖地三尺，这一回，把声明书挖出来了——他1994年带着《山坎》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声明（第38章）。

        那个时候，在电话里与新主席吵架之后，组委会说，如果退赛，需要提交各出品方签字、盖章的声明书。谢兰生写了。在第一段中，谢兰生明明白白地写出了“导演本人无法理解组委会的换片要求，无法接受组委会的严重误解，对组委会对电影的过分解读感到失望，同时，对电影节的艺术总值产生动摇，因此决定退出参展”这样的话。

        谢兰生想，幸亏还有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它可以证明，他只想用摄影机拍一个故事、拍几个人，他在保持独立思考、独立制作，从来没迎合于谁，也从来没屈服于谁，不管是戛纳、是名、是利，还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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