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章 江水之侧有坞 (2 / 3)
        司马光曾有一段议论：“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从这段评价可以看出，“耻言利”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思想。这些士大夫多在朝中为官，这种“耻言利”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规则。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外交事件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甚至直到现在，依旧隐隐的影响着国家的运行。

        唐朝对于维州事件的处理，还必须将其放在唐蕃两国的大环境中考量。

        这时唐蕃两国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就像是两个在泥潭中搏斗了一生了壮汉，此时已是捶捶老迈，剩下的只是在喘息中支撑着不倒下，或者说是撑着不先倒下。

        如果谁先倒下，等待他的必然是四周窥视已久的群狼分而食之。所以必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贞观、天宝年间，或者哪怕是发生在武后垂拱年间，以唐朝当时勃勃之势，以这几位帝王强横的性格来说，管他什么协议不协议的，要打便打，要战便战，吃到嘴里的肥肉，先咽下去再说，哪有吐出来的道理？

        不论后世如何评价维州事件，这件事情的和平解决，维持了唐蕃两国友好的态势。其后二十多年，吐蕃与唐朝间使臣往来不绝于野，边境上狼烟不起，双方都遵循着“长庆会盟”所定的协约，两国间保持了难得的宁静。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也就是维州之议后**。牛党成员杜悰被派到四川为官，这小子就是个吃货，没什么能力（“悰无他才，常延接寒李，甘食窃位已”），但架不住人家命好。

        就在他任上，严武、韦皋、李德裕死气白咧弄不回来的维州，又自己溜达回来了。

        这时候，吐蕃王朝已经崩盘了（842年，武宗会昌二年），自己国内打的乱七八糟，边疆的事儿根本没人管。

        维州守将再次献城归降，这回就没有所谓协议条约、信义为先了，唐朝乐不得的将维州收入囊中。

        由于唐朝初期边塞未宁，突厥、吐谷浑、党项压力甚大，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北边防，对于西南诸羌主要采取招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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