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万家祖庙 (2 / 4)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谢罪后，“乃杀之，是后遂绝。”

        又如会稽太守第五伦对当地淫祀无度的现象，采取“移书属县、晓谕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并施的办法，经过激烈的斗智斗勇，最终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断，无复有祸祟”。

        当然，对于不害民生、无伤于地方政府权威的民间祭俗，则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适当保护的措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汝南石贤士神祭祀的态度。

        针对这种祭俗信仰，当时的地方官府只是派“尉部常往护视”，维持现场的治安。

        祭石头神的集会对于民生和统治尚无大碍，官方只是观望、督查，以无为而治的方式尽力将其掌握在可控范围中。

        这种无为之举何尝不是一种默许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间祭俗得以生存与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协调官意和民情，乃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必修课。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双方沟通、互动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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